对喜爱他的人来说，王家卫永远是一个谜。

只是把剧本作为一个蓝图

　　新京报：《2046》中的人物和故事是你以往的电影中很多的对应和延续，《2046》是不是你对这些人物和他们命运的一次汇总和总结？

　　王家卫：不是总结，可以看做是一次回顾。你很难说将来这些人物会不会在其他电影中出现。本来在《花样年华》中有梁朝伟扮演的周慕云出现，《2046》是同期拍摄的，到了这个阶段，我一直都在想，他会不会碰到一个（从前的人物），再碰到一个。很多人都说我是在重复自己，我说对啊，就要重复啊，不单是要重复《花样年华》一部电影，而是要重复所有的电影。所以在《2046》中有一些场景和人物都来自《阿飞正传》或者《重庆森林》，只是把他们放到了一个不同的题材里不同的环境里，看看他们是怎么样一回事。

　　新京报：你拍电影的时候总是边改剧本边拍摄，甚至有人说你没有剧本，是不是在拍《旺角卡门》的时候就是这样？为什么？

　　王家卫：我当编剧的时候，希望作为编剧就把剧本写好完整的交给导演，起码要求自己剧本的内容是明确的，你能想象导演拍摄出来到底是什么样。有些导演需要跟着剧本去拍，有些导演只是把剧本作为一个蓝图，然后在拍摄中自己创作。

　　当我当导演的时候，我一直都希望自己是希区柯克这种导演就好了，在编剧的阶段就把所有的意图都理顺得很明确，在拍摄时把它完善就可以了。但是从第一天拍戏这个想法就破产了，现场有一些变化，我决定第二天开早班，做导演不光是要写剧本，还要协调摄影等等工作，等把我这些工作都安排好已经半夜了，累得不成样子，我当时想，既然早上九点开工，那么我六点起来修改一下就可以拿着完整的剧本去拍摄，谁知道一觉醒来已经八点半了，赶到现场，感觉是大家都看着你：你剧本改成什么样子了。没关系，我们先摆了一个镜头，然后就是一路拍一路改。从那天开始，我就知道：完了，我肯定不是希区柯克那种导演。每次拍电影我都会对自己说，下次写完整的剧本才开拍，但每次都不成功，虽然每次我的剧本确实都写了很多很多。

　　其实编剧就是导演的心理医生，因为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总会有很多怀疑，他希望有人跟他谈跟他聊跟他一起改，但是我是自己的编剧，没有办法躲开导演。导演说要改我就要改。像《2046》，我写的剧本有厚厚一叠。所以有人说我拍戏没剧本，我会说没有完整的剧本，但我的剧本比谁的都厚。

所谓风格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新京报：《2046》长达五年的拍摄过程中，你作为编剧又是导演，那种在拍摄中出现的怀疑是不是会被市场打断拍摄？

　　王家卫：我的怀疑其实就是：这种拍法是不是惟一的选择，这个人物这个故事是不是有惟一的可能。尤其是你拍摄了三个月停下来，在六个月的时间里等待演员们的档期的时候，你会考虑到拍完的戏确实有其他的可能性。就是这样，我想往另一个方向走了，之前做的功夫可能就不太对了，我还要改。（是对自己的否定吗？）当然是的。

　　新京报：大家都认为你的这种工作方式是你的一种风格。

　　王家卫：其实我一直在讲，所谓的风格基本上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导演就是解决问题的。就像我在拍《重庆森林》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资金，而且时间很紧。我们没有拿到那些应该有的批文，所以我们想尽了方法最终只好偷拍。过程中有人会入镜出镜，就只好剪掉，让很多人认为是很有风格的前卫的剪辑和拍摄，其实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我一直相信每个电影都有自己的生命的，不是你去创造它，而是它引导你。有时候你完全不了解，你为什么会在某天的某个时候拍了那个镜头，跟你故事是不搭界的。可当你剪辑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镜头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你的影片中似乎很少给出固定的结局或者答案。

　　王家卫：我有时候会怀疑时间是不是在反过来走，其实很多东西都做完了，你只是把时间返回去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拼接起来。就好像我拍《东邪西毒》的时候，这个故事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物的终点都在原著里完成了。我要把前面的编出来，去配合这个结局。这是惟一一次有结局的。

　　而拍摄其他电影的时候，从来都是让人物自己去生长，到了某一点的时候，似乎可以结束了。所以我拍电影的时候总是感觉到那部电影是不是本来就在那里了。

　　新京报：你的电影总是有饱满的情绪，但是故事总是残缺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王家卫：我在拍电影之前，当了很多年的编剧，什么都写过。那时候是一个实在的时代，香港电影刚刚开始新浪潮，当时香港在模拟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我们刚开始学编剧的时候，一群年轻的编剧都坐在那边，跟导演在聊故事，聊到某一点就分派某一个人去写。当时你没有一个固定工资，你要能够把导演的想法写成一个故事，卖掉故事才有钱的。我什么都写过。所以对我来说，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很简单的事情，我可以给你十个结局。

　　但是到我拍片的时候感觉到你有明确的故事了，你有结局了，那就是一个死的东西了。就是说我必须强迫观众认识这是悲观的结局或者这是开心的结局。有些电影我们看了之后会觉得不可能的，这两个人怎么会在一起。我不相信这种事情，一个人从明天开始开心就会一辈子开心吗？所以我很多时候都把我的故事结局设置成开放时的出口，让观众参与思考。

能够打动你的就是你要拍的东西

　　新京报：而你影片中的人物也总是可以未完待续，就像《花样年华》之后，周慕云走进了《2046》，他带着无法舍弃的记忆，又在迎接新的希望，这种瞻前顾后的犹豫会把《2046》推向怎样的终点呢？

　　王家卫：其实我们不要想得那么复杂，一个人他经过了一件事情，这个过程给他一个很大的包袱，他希望可以改变。但是他在改变的过程中，他发现故意要去改变反而无法改变，他只有去接受。

　　新京报：一种宿命？

　　王家卫：这不是宿命，这就是你生命中发生的事实，你怎么能拒绝它呢。越去拒绝这件事情，它就会越明显，到最后你就会知道这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新京报：但是这些内容在你的电影中被传达出来观众接受的时候往往却是悲观的情绪，悲观是不是你心里最想表达的一部分？

　　王家卫：其实我拍电影很简单，没有什么我一定要去表达的东西，我只是想去拍那些让我有一些感动的事情。因为你拍电影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点：你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你坐在机器后面的时候，你要看这个东西会不会打动你，能够打动你，就是你要拍的。而不是去比较这是不是最好，那是不是最好，永远都可以最好下去。这个过程中能够打动你的就是你所经历的你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每天都碰到的，我们是有感受的。

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

　　新京报：《花样年华》里的周慕云对着树洞倾诉了秘密，这让人感觉王家卫试图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都是不可能的。

　　王家卫：现在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现在没有那种树了，但是有人选择去酒吧，去酒吧里对着一个人讲了一堆话就离开了，这样一个人你可能以后还会碰到，也可能永远都不会碰到了。他可能跟你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需要倾诉。你在ICQ也是一样，你平常收起自己，但是在网络上却可以无所顾忌，反正没人知道你是谁。但是你为什么不能对身边的人说呢，现在人多了很多顾忌啊，对人的信任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或许就是展现这种现实，现实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就是这样就越来越自闭，越来越悲观。其实你要接受这些事情，并且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然后怎么样把悲观变成乐观。

　　新京报：你的电影现在被称为“小资圣经”，你在表达自己的感受之后，创作之余，有没有想过你的电影是怎样影响观众的？

　　王家卫：我拍电影的动机很单纯。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我母亲常常带我去看电影。五岁从上海去了香港，那边没有什么朋友，亲戚都留在上海，我一放学母亲就带我去看电影，所以我从小就喜欢戏院的气氛：我坐在戏院里，不管是什么电影，它让我走进那个世界里。慢慢的，我想要是有机会去拍电影，那该多好。到现在我都喜欢到戏院去看电影，而不是看影碟。影碟给你的不是一种感受。

　　我知道我的电影有一群观众，但不是最大的一群。我只表达我想说的。我不是斯皮尔伯格，他很幸运，他的喜好就是大众的喜好，但不能要求每个导演都成为他。

我一直想把时间反过来

　　新京报：你开始做导演了，于是你对往日的回忆是你电影中一个隐含的主角，你的电影里总会出现上世纪60年代，出现旧上海的情绪。这种回忆，这种倾诉在《2046》中仍然在延续。

　　王家卫：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时间反过来。我为什么那么爱拍上世纪60年代，第一，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我很熟悉，今天我已经看不到这样一个圈子，我感觉它消失了。所以我想把这样一个圈子，这样一个形态在银幕上还原该多好，这是我个人的原因，就像我拍《花样年华》的时候，我可以写所有的菜单，让工作人员准备给演员吃。第二，我发现，那个时代的上海人或者是外省人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中是一段空白，从来没有人表现过这些人，好像今天的上海人经过的路和他们的长辈上世纪60年代的那批人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批上海人的怀念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他们到香港之后想在那里重新塑造出一个旧上海的世界出来，那是一个很多人对上海的梦想。其实对我来说，我最希望的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拍出上世纪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就像我拍的《爱神》原来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但因为非典就只能在香港拍，只好变成了上世纪60年代。其实那个故事的情怀应该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上海才会完整。

我不相信电影只有一种做法

　　新京报：香港电影是以商业片为主流的，很难想象你那种被成为艺术片的电影怎么在香港存活并且让你坚持到现在？

　　王家卫：第一你要愿意去冒险，年纪轻的时候，很多事情人家这样说我就不相信是这样的。我从《阿飞正传》之后，因为票房不好，所有人都说这个导演不能碰，因为他是一个不商业的导演，但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电影只有一种做法，我不相信观众只有一群。我就成立公司自己做。编剧、导演、制作、发行都是我自己做。其实你只需要在一个地区里找到属于你的观众，加起来就是一个整体。

　　这几年我们看到香港电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认为传统的市场是东南亚，但是现在东南亚的市场改变了，他们就死了。反过来，我们有很多不同地区的市场，所以我们一直做下来了。电影不一定要拍大的，也可以拍小的。

　　另外，为什么艺术就是不能商业的，艺术和商业是两回事，那是市场的划分。你做一个导演，没必要去想艺术还是商业，你要想的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是分工不明确，导演什么都要做，宣传和票房都是他的事情。其实导演的角色就该像是做一个厨师或者是一个手工艺人，他负责把东西做好，怎么去卖是另外的学问，另外的人该去做的。

　　新京报：《2046》要上映了，你会不会去考虑票房，考虑回收？

　　王家卫：当然会，因为我现在的责任不光是导演，我还要对泽东公司、我的工作人员负责任。我不会说一个具体的票房数字，但我对这个电影很有信心，它应该有一定的市场。